我长大后，队上的热心人介绍我跟陈升立认识。他毕业于成都地质学院，看上去黑乎乎，土里土气的，一点也不像一个大学生。一谈到成家，我就很犹豫，要不要嫁给一个“地质郎”？因为，妈妈长年累月的操劳还历历在目。后来，我的腰椎意外受伤，在病床上足足躺了半年多，生活无法自理。那时，陈升立刚好在部队整理资料，他只要一有空就来照顾我，一口口喂我吃饭喝药，是他陪我度过了那段最难熬的日子。他的体贴关怀，他的细心照顾，让我下定决心，要嫁给这个有情有义的男人。

1997年，我们结婚了。跟妈妈相比，我幸运多了，新家安在了大队基地的家属楼，与地质队的命运紧紧地结合在一起。左邻右舍的大姐大嫂，对我这个新来的小媳妇，总会讲一些家常话，说什么“嫁给地质队员，等于嫁给了寂寞和无奈”。不过说到家长里短，她们总要比平常人多一份坚强。

刘大姐是我们七大队工程师王宽弟的妻子，在她的心里，有个永远弥补不了的遗憾。那年，她的孩子快出生了，满心欢喜地写信告诉在远方山区找矿的丈夫。当这封信几经辗转，终于送到王宽弟的手中时，已经晚了整整一个月！而这时，他们的孩子已经不幸夭折了。当盼到日思夜想的丈夫出现在自己的面前时，刘大姐再也忍不住内心的悲痛，放声大哭，一遍一遍地喊着：“孩子没啦，孩子没啦，我们的孩子没了！”直到现在，一提起这事，刘大姐还是伤心不已。

虽然决定嫁给陈升立的时候，我在心里也做好了思想准备。可是，随之而来的困难，还是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。每当逢年过节时，好想夫妻团圆啊！可他却总是回不来，我独自对着一桌子的菜，真是咽不下去！快乐了身边没亲爱的人分享，委屈了也没贴心的人倾诉。怀孕的时候，我经常是吃了就吐，吐完了又接着吃，含着眼泪一口一口往下吞，而他却不能陪伴在我身边。就连孩子出生后，他也是匆匆忙忙赶到医院看我们一眼，然后又马上赶回山里。

2000年，我妈妈病危，爸爸又患有严重的心脏病，孩子也才刚满两周岁。我白天上班，晚上到医院照顾二老，回家照料孩子，时间一长，感觉自己真的快撑不住了。于是，我就打电话给陈升立，商量着让他请几天假。可当时探矿工程到了关键时刻，他必须在现场指导。无奈之下，他只能指望一个能够帮上忙的亲人，那就是他年近七十的父亲，想多少替我分担一点压力。可是，当我的公公从湖南老家专程赶来，颤颤巍巍地出现在我的面前时，满肚子的委屈、长时间的劳累，憋了很久的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。

其实，我家与他工作的矿区只有一百多公里路，怎么就变成了天各一方、遥不可及了呢？让一个女人独自挡着风风雨雨，挑着家庭的大梁，真的是太难了。等到陈升立回来的时候，我妈妈已经过世了。说心里话，当我俩默默坐在一起的时候，我的心就软了。我知道，陈升立比我更苦更难，只是他从来不在我面前吭声而已。

有一次，他在山上找矿时，脖子被不知名的毒虫咬了一口，一大块皮肤起泡溃烂，一个多月穿不了衣服，因为怕我担心，等伤好了才告诉我。从陈升立的角度想想，他怎么不愿意与自己所爱的人在一起呢？他怎么不愿意家里有困难时，夫妻俩一起扛呢？可是，对于地质人来说，是没有其他选择的。

不论父母心里有多少个舍不得，不管妻子心中有多少个不愿意，就算自己孩子的小手拽得再紧，都留不住地质人远行找矿的心。近十年来，陈升立带领他的团队，在山里找到了储量丰富的萤石矿，潜在经济价值超过120个亿。爱是无私的，爱是无价的。

地质人的爱情故事，就像山间小道，弯弯曲曲，延绵不断。

童大姐是七大队为数不多的双职工，19岁那年分到七大队，与男人们一样翻山越岭，风餐露宿。有一次，她在龙泉八宝山矿区负责地质编录。矿洞刚刚炸开不久，里面浓浓的硝烟的还未散尽，她就急匆匆地进洞工作，没想到洞里缺氧，突然昏倒，差一点被矿车碾过，幸好班长及时发现，才躲过一劫。如今，提起那些往事，这位七大队的女地质队员非常淡定，她只是笑了笑，什么也没说。

今年26岁的姑娘方海燕，老家在美丽的杭州千岛湖，她不顾家人的反对，铁了心要嫁给七大队的小伙郭邦海。姑娘大学毕业后就留在大队基地，提前住进了我们的家属楼。准备结婚的那几个月，她自己布置新房、选婚纱、订酒店、写喜帖，忙了好一阵子，但婚礼的日子一直定不下来。她乐呵呵地告诉朋友：“邦海在山里太忙了，只要他回来，我俩干一杯喜酒就行了！”事实上，小郭的探矿工程一直没法停下来。当影楼老板几次催小方姑娘该拍婚纱照的时候，她总是不好意思地笑笑，笑着笑着，眼泪就流下来了。